流沙

甲方出国一个月，五年来头一次享受“若无闲事挂心头”好时节。我不由掰起手指头合计，怎么样做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正事”。

回顾，大概是今年国家的大主题，甲子轮回、史籍群涌。我这个概不问政事、不读史书的人也不由被卷入在这潮流中。而我锁定的是这几段：

1. 春秋战国：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时代，如何消亡？和欧洲如此相似的一种开端，为何没有走向最终相似的文化和政体？

2. 16世纪明末：资本主义在西方刚刚萌芽，国力鼎盛、文化繁荣的中国没能走上同样的进化之路？

3. 清末民初：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横切，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轮现代化企图，如何评价？

 

 

《建国大业》和《勇者无敌》之后，我便开始关注这段国共两党犬牙交错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的描述中，我发现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无一例外的“成王败寇”，将研究锁定于解析国民党若干重大决策失误和其败亡之间的关系；而我常常疑惑的是，以蒋介石之智慧看不清中国的局面么，何以没有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一定要逆势而为？是不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有些无法突破的“选择边界”？蒋的主动选择空间到底有多大？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想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执政党所面对的内外事务，其复杂性和全面性要远远盛于一个在野党。而在野党的矛盾是集中的，强大的外部压力也使其更容易形成内部统一，悲剧感往往和正义和“奋不顾身”一起出现。蒋介石所处的环境内忧外患：国民基础是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却又恰恰处于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的两段战争史之间，这两次战争动荡之间留给他喘息、安稳搞经济的时间不过6年，而在这6年中蒋所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到了抗战打响之前已经初见成效。

书中有一段话，这位学者在研究国民党文献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不知道这样一个历经中国最动荡的二十年的执政者，曾经经历怎样的巨大压力、矛盾和艰难选择。

 

和重庆有几分相似。抗日战争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失败，对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区位的剧烈变化。1938年，广州和武汉相机沦陷，而恰巧缅甸公路通车，使云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通向外界的唯一门户。两条全天候的航线把云南和四川连结起来，昆明成为战时与重庆可比肩的全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是美国空军飞跃“驼峰”喜马拉雅后的落脚之处。我们今年在昆明住的青年旅社就是因此而得名“驼峰”。

跟进的则是文化经济的繁荣。六万逃难者涌入昆明，大多是高层名流。全国三所高校，北大、清华、南开在此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一夜之间成为大学星罗棋布的全国文化中心。同时，国防工业大批投资，仅1939年8月一个月，就有49家企业从华东迁入云南。

引申的问题：中国城市发展经历过几轮全国性的资源再分配，这几轮分配中叠加和迁移的轨迹是怎样的，对今天的城市格局有何影响？

再过28个小时，我就要逃离北京了。带着爸爸妈妈去云南，这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幻想。

 

小时候和爸爸妈妈曾经是无话不谈的，每天放学回家就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一边陪妈妈做饭，一边叽叽喳喳开始说各类见闻轶事，好玩的、伤心的、被批评了、被表扬了、同学摔了一跤、或者全班领养了一只小猫，诸如此类，鸡毛蒜皮。而大学以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江南那个小小的城市好像在完全不同的时空序列里，虽然温暖但却影像模糊。电话里除了嘱咐我要注意健康、注意安全以外，很少谈论彼此的生活、更谈不上沟通思想。和爸爸的争吵越来越多，我常常觉得他的保守在我看来匪夷所思。而每次争吵以后我都会大哭，不是为一次的争吵，而是为那种让人心碎的生疏。

 

我常常不知道该如何爱他们。妈妈每每说起我小时候的情形，笑靥如花。分享，这或许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吧，而不仅仅是敬重。

梁家辉和梁朝伟曾经演过一部电影，叫《新难兄难弟》的，说儿子穿越时光隧道回到父亲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共度一段美好时光；这也许是很多人的幻想。爸爸年轻的时候大串联，曾从安徽走到北京。他们几个同学一起走过许多村庄，为老乡表演节目，赚取口粮；他说当满载串联同志的火车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那些乘车的孩子就会拿着红宝书欢呼高叫、向他们这些走路的孩子挥手执意。——那是怎样一个年代！而妈妈也曾经就是一个整天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看小说的小姑娘，被爷爷发现查抄了以后就大哭大闹；下放的前一天和闺蜜们高兴地去镜湖划船、庆祝脱离了父母的管教，结果因为太过兴奋，差点弄翻了船。每一件我曾经做过的年少轻狂、异想天开的事情，他们都做过。

 

大约5年前，在虎跳峡徒步的时候，于静夜中端坐老乡家的晒谷场，看着近在咫尺、泛着蓝光的雪山，听着遥远而清晰的驼铃，我当时就涌起这样的一种幻想——如果爸爸妈妈在这里有多好呢。徒步，实际上这是我对所憧憬的那种生活的全部描述。不能用语言概括，要亲历才能明白。我幻想着和爸爸妈妈一起走过这雪山之间，就好像我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

 

所以，带你们去云南啊，这样的许诺我说了5年。爸爸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件冲锋衣作为礼物。而今年妈妈和我说起她的腿好像不太好了，我突然感觉到他们不再年轻了，不能再等待了。因此今年十一，我开始怀着莫大的憧憬，着手各种准备。遍阅攻略，反复掂量他们能够接受的旅行计划，想给他们不一样的、最精彩的，又担心给的太多他们接受不了；给他们写注意事项，买户外用品；教会他们网上值机......

27号晚上7点，爸爸作为进入旅程的第一个人，终于启程了，拉开了我们“南北大串联”的序幕。他怎么也不肯坐飞机，把这个当成“原则”，而我一直担心44个小时的火车车程，他怎么受得了，他自己也曾因此而一度拒绝参加“我自己是完全不想去，如果你一定要我去，我也可以勉为其难”。

今天爸爸刚刚在火车上度过第一个晚上；早晨起来我正要打电话询问情况，却收到爸爸的短信“女儿，我快到桂林了，边走边游也非常地开心，很久没有出来走了；另外手机快没钱了，记得让你妈妈代缴点话费”。我看着，泪湿眼眶。

 

从生下我开始，他们就在那个小小的江南城市中生活了一辈子。我想给他们呈现生活里那些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仿佛对待新生儿般地对待他们；就好像很多年以前他们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面前。

 

 

9月29日         陈爸爸从芜湖16:43抵达昆明，在车站买好回程票。 陈妈妈从南京19:10出发，21:55抵达昆明。杨斌、章锦红和陈怡星18:55出发，22:20抵昆明。杨爸爸和杨妈妈从厦门20:05出发，22:25抵昆明。陈妈妈在机场等待半小时，大家一起到后一起坐车到宾馆。晚上入住驼峰客栈国际青年旅馆。

9月30日         去昆明市中心买户外衣物和食物。若有空余时间可以去一下昆明世博园。晚上20:30到西站汽车客运站坐车去丽江。

10月1日         清晨06:00左右全家到达丽江。预定客栈会来接站，至客栈放下行李，稍事休息，可洗漱但不要洗澡（第二天以后再洗）。9点钟出门游览丽江古城，看看小溪边酒吧街，到艺术街购买工艺品和毯子。到食街吃小吃和聊天，黄豆面，丽江粑粑等。中午去邮局寄礼品。下午去玉龙雪山，甘海子—白水河—云杉坪，从白水河开始坐缆车。晚上回丽江，看纳西鼓乐，回客栈看夜景聊天喝茶。联系包车事宜。（也可不去玉龙雪山）

10月2日         早晨08:00出发，11:30到达中虎跳。在Tine’S午饭。走张老师家栈道下到中虎跳，游玩中虎跳，从天梯栈道或一线天上到核桃园（15:00），行程3小时。坐车前往哈巴村，17:00左右抵达，晚上住宿白哈巴雪山客栈。稍事休息，去观景台游玩。晚上回来吃炖鸡。

10月3日         早晨8:00出发，搭哈巴村-中甸的班车，8:30抵达白水台，游玩白水台景区。下午13:00出发，搭白水台-中甸的班车，途经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16:00抵达中甸香格里拉古城。住宿昆仑客栈，步行去看夕阳下的月光古城（10分钟就到了）。去四方城看藏族锅庄表演，买藏刀。晚上吃牦牛火锅，喝青稞酒（免费），欢庆中秋节。

10月4日         早晨9:00从中甸出发，去德钦，耗时6-7个小时。途经颂赞林寺、依拉草原、金沙江月亮湾，翻过白马雪山（本次旅行最高海拔），可看到东竹林寺十三迎宾经塔，到达云南海拔最高的县城德钦。去德钦汽车站买8号的回程班车票。打车去飞来寺（途经澜沧江大峡谷），车程15-20分钟，五点前到飞来寺。

10月5日         早晨9:00包车飞来寺到西当温泉，耗时1个半小时。徒步到下雨崩村，中间经过3700米南宗垭口。从温泉到垭口全上坡，耗时约3个小时（妈妈们可做骡子）；从垭口到雨崩村全下坡，比较轻松，耗时约2个小时。入住下雨崩村，雨崩往事。

10月6日         爸妈原地休息，可在小溪边和藏民农家拍照。如果体力允许，和我们一起步行到雨崩下村玩（耗时1个小时），在雨崩下村吃早中饭。我们中午11:30出发去神瀑/神湖徒步。来回耗时约5个小时，沿途有数处驿站。下午6点回到雨崩。

10月7日         早晨9:00从雨崩回程，晚上入住飞来寺。

10月8日         早晨8:30从飞来寺搭车到德钦。在德钦坐9:30的班车，15:30抵达中甸。（或转乘16:30的中甸到丽江的班车，晚上20:30左右抵达丽江，第二天从丽江出发。丽江比中甸住的好，第二天也可以再逛逛。）

10月9日         早晨9:00从中甸出发，晚上7:00左右抵达昆明。回家。

02.   灾后重建规划的背景解析

         512汶川大地震，这场“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灾难，发生于金融危机和国家转型的前夜，在不期中成为中国缓慢的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异变点。

         (1)    政府导向转变：从增长导向到福利导向

    在城市土地公有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必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资源配置权，而它选择和市场合意还是选择和市民合意，是自下而上的需求和力量是否能得到显现的前提。而在以上位授权为主的官员选拔制度下，地方政府的选择取决于中央政绩考核导向。当这种导向以GDP增长为主，则选择和市场合意；当这种导向以福利为主，则选择和市民合意。这就是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的基本前提。在这一次灾难事件中，中央考核导向标准恰恰发生了变化，不再是GDP而是稳定，不再是增长而是福利。毫无疑问，灾后重建首先是一个民生工程，这使灾区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特区”，福利社会的先行先试者。

         (2)    参与力量转变：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

    灾后重建城市规划史无前例的面对如此多的投资群体，城市规划从长期以来的一元主导急剧转变为多元主导。短时间内组织起来的波澜壮阔的援助力量，涵盖了从国家权力中心到地方政府，从多个援助省份、援助城市政府到多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国家权力中心对灾区进行综合决策和部署，地方政府主持灾后重建事务，援助政府进行物资和人力支持，而其他社会公益团体以极快的速度深入灾区低层的方方面面。客观上，灾后重建城市规划的主导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格局。

03.   灾后重建规划的方法判读

    在这两大背景下，灾后重建规划中规划师的实践范畴和角色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转变。诚如前文所言，规划革新速度取决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速度；灾后重建规划中的方式方法将会在客观上推动规划领域的新一轮反思。

         (1)    工作范畴拓展：从实体设计到沟通协调和制度设计

    本次灾后重建规划已经大大超越“空间实体设计”，而向“过程和制度设计”范畴跨越：除了40项左右规划任务以外，同步完成8项社会调查、9项沟通协调工作和5项制度设计工作，而后三项恰恰是“交往型规划”的核心内容。同时依据灾后重建不同阶段外部环境和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三种工作的比重关系和具体内容都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

灾后重建的第一期大约从2008年5月~2008年10月，国家部门主导是规划工作的基本背景，搭建重建工作的组织构架和决策国家重大资源配置是这一期的主要任务，核心内容是选址。第二期从2008年11月~2009年5月，国家部署就绪，进入实质的规划建设阶段，权力转移到当地政府和援建单位手中，内容集中于具体的重建项目。前两个阶段都属于资源配置阶段，规划工作的重点在于构建市民需求和中央及各类外来投资方之间的沟通平台，社会调查和沟通协调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基本载体。第三期从2009年6月至今，资源配置的决策工作基本结束，进入实施和运作阶段；规划师的主要任务则是作为地方代理人，综合统筹并监督实施，工作内容则从针对具体问题的社会调查和沟通协调转向针对长期普遍情况的制度设计，其中包括住房供给和市政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权政策。

         (2)    规划角色选择：从政府规划师到NGO规划师

    所谓政府规划师和NGO规划师的差异在于两点：第一是工作方式，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以向下“落实”和“传达”为主，还是向上“反映”和“申诉”为主；第二是工作依据，是以政府政令为基础，还是以民意调查为根基去影响政府决策。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模糊的授权方（甲方）和多元的价值导向，规划师事实上不断面临着自身定位和价值的选择：对谁负责？做什么？如何发挥作用？伴随灾后重建不同阶段利益方构成的分解和变化，这个问题成为贯穿整个重建过程的核心线索。

    在重建初期，面临国家部委需求和灾民社区需求的选择。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取向是一致的，但由于信息沟通渠道的不足，却最终导致需求的不完全对位。而在这一阶段经历最初的简单服从，在国家部委的规划任务框架下有限选择；到最终从当地生活和生产安置的长远需求出发，完全主动选择、自我设定规划任务，以“选址”为核心落实生活安置，以“历史旅游资源申报”为核心落实就业安置。最终促成国家关于北川异地重建、选址黄土的政策选择。

    在重建中期，面临援建城市需求和灾民社区需求的博弈，与此同时，灾民内部也逐步出现利益分化，主要体现在进入政府面子工程的城镇居民和未能进入这一系统的农村居民之间，存在巨大的保障差异。通过黄土村拆迁村民调查、新县城住房政策调查和失地农民安置社会调查与规划研究三项关键的工作，在援建出资方和本地受资方中选择了灾民群体，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中选择农村。最终将农民安置提上政府议事日程。

    可以发现，从已经习惯的“国家部委代言人”走向“农村居民代言人”，从最开始“政府规划师”的懵懂到最终“NGO规划师”的确定，我们历经了一个转变的过程。而正是回归“NGO”身份最终赋予了我们在整个重建规划体系中的核心引领地位，使城市规划真实清晰地获得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是政治家实现野心的附庸，或者市场追逐利润的工具。

    交往理论的基本法则是：参与合意的时间越晚，权力配置水平越低。在增长和利润导向的环境下，规划师之所以无法获得独立人格，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实质性进入第一轮合意，市场和政府之间不需要中介人；同时作为两个不携带增值资本的群体，规划师和居民由于处在不同的合意环节中，无法形成合力来应对携带资本的市场和政府。而在福利导向的环境下，政府需要对基本民意的了解，则必须由中介人完成，于是规划师进入第一轮合意，并和市民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分离。这是规划师获得独立人格和真正权威性的基础所在。

 

     院里要做灾后重建的文集，要求去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完全没有参与、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我，写一篇学术论文。于崩溃写了这篇文章，虽然被很多人视为文不对题，但于自己大概可以作为5年来的反思。5年前也写过一个类似方向的文章，但是一个尚未亲历现实的孩子，完全不同的结论。

     每次写完文章，我总想起以前听过的一句诗，为什么我们总要把思想雕塑成语言的形状。。。

     写完文章的满足感和做完一个项目完全不同，是一种持久的踏实。做项目呢，呵呵，有点像前两天朋友形容院庆文艺汇演后的感觉，繁华喧嚣之后是无尽的失落。这大概就是说自己不适合做项目的原因吧。

 

01.   中国城市规划走到了哪一步？

         (1)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流变：实质理论和过程理论

    规划理论的风暴中心一定是伴随着城市发展的重心而不断迁移的，20世纪的城市理论在欧美，21世纪应该在中国。

        Faludi在1973年提出的实质理论和过程理论两大分类，成为城市规划理论史研究的奠基。所谓实质理论，即对规划客体，城市自身演变发展的实证和规范研究；所谓过程理论，即对规划本体，决策过程及其中权力分配模式的研究。1860年到1960年长达一百年间，实质理论飞跃发展。一方面，大量实证研究频繁问世，大到以区域为对象的中心地理论，小到以城市为对象的同心圆理论；另一方面，各种别具想象力的城市范型不断涌现，主张聚集的增长极理论和当代城市，主张疏解的田园城市、有机疏散和新城理论。时至今日这些仍旧是我们认识和规划城市的基本模型。1960年代是一个重大转折。后现代思潮席卷全球，理性综合规划的统治地位被完全破除，过程理论扶摇直上。1960年代倡导规划被提出；1970年代渐进主义规划诞生；1980年代交往型规划兴起。

    纵观百年西方城市规划史流变，业已完成了研究重心从规划客体到本体的转变。而以史为鉴，中国城市规划到底走到了哪一步？距离“世界规划理论的风暴中心”到底还有多远？

         (2)    20年中国规划实践回顾：战略规划和区域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刚刚历经了辉煌的二十年：伴随经济体制的转轨，我们完成了一次与时代同进退的反思和嬗变。作为规划实验的平台和载体，1995年开始的战略规划和2003年以后的区域规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不仅仅规划形式的简单拓展，而是标志了两次关键性的思维突破。

    战略规划的核心贡献在于突破“就空间论空间”的传统局限，建构从产业到空间的逻辑关联，以经济增长方式为X轴寻找空间模型的定位：《广州战略》区域竞争视角下的城市重大功能选择模式，《深圳战略》高速增长背景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型，《珠海总规》不确定性下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方法直接促成了城市规划话语权的提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一工作不再仅仅是在经济计划指导下的蓝图落实，而是以参与区域竞争为目的、以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为手段的“锦囊”。这使城市规划在地方层面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部门规划的局限，上升成为和发改委五年规划同等的全局性规划。

    如果说战略规划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产物，区域规划则是弈到中局的跨越。10年地方分权在激发全民热情的同时也导致恶性竞争和市场失灵，这证明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管治一样可能造成效率低下和发展失衡。正是应对这一背景，区域规划提出了“空间管治”，重新界定两级政府在空间资源配置方面的权限，回收和强化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特定公共领域的指导性和强制性权力。这也是城市规划从“空间设计”向“制度设计”转型的前兆，这种方式在后来被控规改革所借鉴。

         (3)    评价：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以A. Faludi的分类为基础，我们基本可以把战略规划的贡献归为“实质理论”一类，把区域规划的贡献归为“过程理论”一类。如果把这些革新放到世界规划理论的坐标中去看，可以发现在实质理论方面，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而在“过程理论”方面，可以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行走。

    虽然同样是制度设计，空间管治和交往型规划存在本质差异。首先，空间管治是实施层面的制度设计；交往型规划是决策过程的制度设计。其次，空间管治旨在促进统筹，强化权力的集中，在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实现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交往型规划旨在促进平等，强化多元的参与，促进更大范围内社会整体的公正和利益平衡。

    因何会有这样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质理论”更趋向于城市规划的自然属性，而“过程理论”则更趋向于社会属性，受制于政治背景。不得不承认，20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内部的分权改革，而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决策权的分配来看，是更加趋向于集权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化”。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制度必然导致精英决策的基本规划模式，这是过去规划革新无法突破的框框和基调。

    理论基础、实践范畴和行业构成，是一个学科互为关系的三个基本方面。实践范畴的局限，在理论基础和行业构成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理论基础上看，我们所体现出来的是与经济学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与社会学的长期疏离，作为一个以“公共政策”为基本属性的学科而言，这无疑是罕见的。我们不分析社会阶层构成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不分析参与城市决策的权力构成和过程合理性；我们的方案成本计算中只有工程造价没有社会成本；我们只代言一种声音，就是增长，如果说我们也考虑福利，也多半是作为中产阶级的需求外推，而对其他阶层则往往是一种简单臆想。

    从行业构成来看，90年代初的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促成了规划行业的第一次裂变，出现面向市场和房地产商的执业规划师，弥补了原先只有政府规划师的单一构成；但是和国外三大类型相互平衡的构架相比，我们仍旧缺少NGO规划师，而这作为脱离政府和市场双重影响的独立力量，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城市规划多元决策和公平性的重要标准。可以说，我们的规划师都生存在体制内而不是体制外，没有独立规划师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缺失。

    这一切都导致2005年以后中国城市规划的改革进入一个平台期，我们所做的更多是既有方法的延续、运用和完善，而不是根本突破。伴随方法创新的停滞，更为严重的是，在实践过程中价值取向的逐渐迷失。

最早知道这个人，大概是在三年前了，看到诗集《低岸》，后来在愚公移山听了《沉默如谜的呼吸》的专场。

 

低岸是给北京地下诗人、画家、歌手和流浪汉们写的：

我有着低低的河岸/只要死亡升高两厘米/就会将我淹没

   我们生来叛逆，但也准备着随时去赞美。

   我们无名无姓，分布于广大的黑暗中。

   我们是真正的暗物质，没有光和射线，只有引力，我们将其灌注于诗句，引导你偏离坦途。

   我们生活在地下。以泥土为导体，互相呼喊。我们的诗就是呼喊，欲火焚身，充满矛盾和悖论。

   我们用时间和酒夯实每行诗句，有的你甚至可以放心用来盖房子。

   但我们不是职业诗人，只偶尔写出好诗时，我们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

   其余的日子，我们是歌手、流浪汉、异乡人、失业者、办公室里的困兽、空床难独守的老光棍，我们随时可以嘲讽，也不耻于庄严的思考。我们不是古墓中精美的瓷器，羞涩的等待别人去发掘。

   我们将恬不知耻地

   生长  发芽  抽穗  拔节

   从黄土中伸出马铃薯般囚禁的手，倒立着，以手为足，踩着天空奔跑……

 

而在之后的三年中，每当我陷入困境中，头脑中常常浮现出低岸的第一句。这或许就是语言的力量，真实而恰如其分，总让人在后来常常怀想。关于失衡而热烈的生活，或许没有什么描述比那句话更加贴切。

而三年后的今天，重新听《沉默如谜》，我惊诧于自己当初的漠然。当他哀而不伤的声音掷地有声地敲打我的耳朵时，一阵阵想哭的冲动就会涌动上来。大概是因为这个早晨，刚刚熬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要熬的夜，这一夜写的“说明书”，里面充满了空洞的肯定，虚妄的说教，过了明天就不会有人再去看。而我的生活常常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要熬的夜构成。 而我身边的人们每每为写这些废纸而乐此不疲。

《空水杯》：“孩子们梦见自己的小孩，老人们想着自己的奶奶，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花开过，成尘埃；长出来，成尘埃；十年流水成尘埃；十年浮云成尘埃”。

《盲人影院》：说一个盲孩子成长和寻找的故事，“最后他还是回到了盲人影院，坐在老位子上听那些电影，四面八方的座椅翻涌，好像潮水淹没了天空”。

《失业者》：“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餐厅服务员，每月包吃包住300块钱；仓库保管员，每月包吃包住500块钱；产品推销员，每月包吃包住700块钱；电脑打字员，每月包吃包住800块钱。夜晚太明亮，我们睡不着。幸福的人在哭，苦恼的人在笑，请把灯关了，请把灯熄了，请把歌停了”。

《沉默如谜的呼吸》：“千钧一发的呼吸，水滴石穿的呼吸，蒸气机粗重的呼吸，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鱼死网破的呼吸，火焰痉挛的呼吸，刀尖上跳舞的呼吸，彗星般消逝的呼吸。沉默如鱼的呼吸，沉默如石的呼吸，沉默如水的呼吸，沉默如谜的呼吸”。

当听到这样的歌，好像在提醒我，还有更加真实的生活。

 

我又想起大概六年前，在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家里，看着他满地的唱片，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在音乐方面不开窍。他说，大概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类型。

听他讲他们的故事，听他讲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人的故事，听他讲我们听不见的那些人的故事。周云蓬后来的专辑不再像最初的这张这么打动人。

请插上耳机，让我送给你《盲人影院》。

昨天，是我和yb领证的一周年纪念日。在双安旁边的一家梭边鱼里面，我们简单地庆祝了一下。我最喜欢看到的，大概就是酒足饭饱之后，yb点起一根烟，看烟圈袅袅升起，我就知道又一次神侃就要开始了。其时，菊花古剑和酒，是男是女已经不重要了也没感觉了。而这一晚我们谈的是精神领袖和实践家。

yb问我，哪一种成就让你觉得更爽，一种是发现真理，一种是改变现实。两者得兼者寥寥，有得必有失，有所为必有所不能为。这问题毫无疑问正中我下怀。（待续）

这两天整理结婚旅行期间的照片，对摄影开始有一些新的感受。图片本身的美与独特视角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而是是否以最简洁直接的方式记录了当时那个人的特征，那个场景的感受，那个事件的关键节点。你是否把握住了那个瞬间？那些最飘渺易逝、最容易被忽视忘记的东西，是否因为你的照片而保留下来，成为永恒？

旅行期间所经历的是一个如此特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那些场景和建筑又如此临时：当时的帐篷区即使在半年后的今天也早已不在；当时的那些人也许今后永远不再相见。我感谢这些准确的照片，那些只属于他们的习惯表情和习惯动作，那些特定的背景，能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怎样生活。

两个人系列，表达的是三对夫妻。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背景和目标，他们的表情和生活的内容都完全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温暖。

一个人的系列正在做，但可能目前的分类方式不能体现我当时的想法，可能我会把这个分为工匠、孩子、老人等等。

几天前有朋友和我说，很喜欢之前我的日志。忍不住回顾了一下，对今天的我仍旧是一种鼓励：有过那么多当时认为不可逾越的困境，都已成过往了；今天的一切也会慢慢过去，最终化成陈年的琥珀。

从三年前，于懵懵懂懂之中突然被推到风口浪尖，我事实上始终处在蜕变的挣扎中。技术上的突进和心智上的不成熟，成为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恐慌地发现，一夜之间自己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在思想世界中任性驰骋的孩子了；“如何为人”，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压力和迷失远甚于“如何做事”。

几天前的晚上，在yb面前痛哭流涕，终于向他承认、向自己承认“我错了”，一年来自己真的做错了很多，把自己的得失凌驾于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之上。而那一夜之后，突然间便得到了解脱；不用再掩盖、辩解、维护什么，心清乃智明——好像上帝终于原谅了你，把他一度夺走的智慧之光又重降你的身上。

 

尽管自今年端午节后，关于《读书》编辑部将要改组的说法就不胫而走，但汪晖、黄平两位掌门均在公众面前表示，这套精选集本意并非是为了告别的纪念。最终的人事任命似乎令所有人都感到突然，远在美国的黄平甚至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而据说在三联内部，也有对于换人“程序是否合法”的质疑。

他们的风格和选择

对于这份老牌知识分子杂志的批评，甚至是漠然，早已有之。从汪晖、黄平二人此前的媒体访谈来看，两人对于批评之声也早有听闻。

“让我惊讶的是有关《读书》的说法就两句话：一是说不好读，二是说‘新左派’。”(汪晖谈《读书》：坚守思想空间，《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晦涩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首先还是时代的问题。……我在编辑后记中也写过，甚至呼吁、抱怨过，一些稿子拿到手先丢下，丢下又拿上来，就是嫌文字不够好，让作者们不断改的时候也是很多的，甚至为此还得罪过一些作者。”(黄平：《读书》新的十年有新时代的烙印，《新京报》2007年6月)

两人均对批评做出了回应，汪晖的态度显然更为坚决，“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位，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这些铿锵的辩辞被北青报的编辑单独拎了出来，作为导读。

从《读书》十年精选集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汪晖、黄平时期《读书》风格的嬗变。老读者颇为熟稔的思想文化小品文渐渐稀少，沈昌文时代的知识分子高级休闲读物日渐显露出它的现实锋芒。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增多，他们为读者带来了关于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也渐渐磨蚀了曾被津津乐道的“读书体”。可读、好读逐渐让位于值得读、应该读。

黄平在访问中坦诚地道出了编辑部平衡思想性与可读性时的棘手与矛盾，“有些文章也许很晦涩，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比如关于东亚金融风暴的讨论，关于亚洲问题的讨论，关于苏东问题的讨论……我们到《读书》参与编辑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我们这里接着有了长江大洪水，到1990年代末期，下岗、三农、环境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从金融风暴一直到‘9·11’，全球化以这种形式来展开，有些问题本身是新的，作者要完全吃透了再消化，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是需要时间的。老实说，有些文章发表出来，不仅读者不满意，编者也不满意，可能作者也不满意。但是问题本身是重要的……”

他们所展现的世界图景

不可否认的是汪晖和黄平以学者视野领航，将《读书》引领到了更开阔的疆域。沈昌文先生出于生产安全，将“思想评论刊物”的原宗旨嵌入了“文化”二字，他个人更直言，“我真不是办思想刊物的料。”而汪晖、黄平显然要比前任坚决得多，《读书》在这11年里，努力呈现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平台的风貌，并且从社科各领域出击，介入现实。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读书》近10年来所涉及的现实话题如下：住房改革、户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民工潮、新农村建设、农民负担、村民自治、农村制度以及乡镇企业发展等等。

除此之外，汪晖、黄平出于学者的敏感，对海外思潮的引进也加大了力度，哈贝马斯、哈耶克、福柯、德里达等一时成为频频亮相《读书》的贵宾。十年精选集中的《读书：现场》一册则辑录了汪晖、黄平为中国学者国际化所做的工作，按照汪晖的说法，“我们希望创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但能够面对中国的特殊性，而且也能够面对当代世界的变化。”10年来，他们邀请了许多国外学者为《读书》撰稿，也常常和国外学者一起座谈、讨论、对话、辩难。正因如此，许多外国学者到了中国往往愿意通过《读书》，来和中国知识分子见面。

制度探讨逐渐多于文化阐发，深入思考多于一般介绍。这样的《读书》的确已经不是当年吕叔湘先生所指的“general reader”所能消化的了。

 

 

差不多每个发言者都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部三小时长的电影。现在，且让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二十世纪情感泛滥。我们读报，看到印度尼西亚有两百万人遭屠杀，但我们的印象，却跟读到我们冰球队赢球的报道相差无几。印象都是一样的！我们分辨不出这两件事有多么巨大的差异。我们的感知通道被磨圆了，以致无动于衷。然而，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可能不这样的话，人就很难活下去。我想说的是，的确有一些艺术家，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事情的实质。他们终生背负这一重担，我们必须感谢他们。

 

从京津冀结束，我就进入了一个专业上的低迷期。五六年来一直努力解决的那个问题：产业经济基础理论如何在规划过程中更合理地被运用；如今已经既不能困扰我也不能激励我。

 

不能困扰我，是因为我已经找到一条自己认为合理的途径，去实现产业到空间的连贯逻辑；这一逻辑可以让自己一度认为缺乏根基的空间规划能够获得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针对性，再探究下去已经不过是在具体项目上的重复运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论上的细节优化。

 

而不能激励我，是因为当“产业-空间”问题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却发现事实上这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城市规划失效的现状；或者说，它仅仅在目标制定问题上实现了方法论的优化，但从目标到实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事实上城市规划历来都只完成了一个目标制定的工作，抛开整体制度环境等等外部环境不足不说，它的失效还在于编制内容以及其背后隐含着的政府职能界定等一系列更为深刻的内在方法论问题。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是什么？我感觉无从考察、也就无法着手，这让我感觉失去了方向。

 

城市规划到底是什么？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政府到底可以拿它做什么用。它毫无疑问既不是产业发展的用地和工程落实（90年代的战略规划已经彻底推翻了这一传统的定位），但也不是所谓公共政策——目前非常流行、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新定位。我之所以并不同意这一说法，是因为这一定位不能明确指出城市规划编制方法改善的途径，甚至让城市规划沦落到一种空洞甚至在我看来是有些虚伪的价值观优势之中，这丝毫不能解决城市规划面对的真实问题。

 

公共政策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什么叫公共政策，是针对公共领域的政策还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策，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解释都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导。

 

先说前一种，如果说城市规划是一种针对公共领域的政策。

这是城市规划的一种退却，也必将导致政府对市场的全面退却。在实践层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都知道公共选择理论依据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交叉分析罗列出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的一个谱系。而真正是纯公共物品的事物是非常有限的，是否政府事权就被局限于管理这些有限的领域呢？政府的范畴到底该有多大，一直是经济学流派之争的核心线索。认为政府仅仅是维护社会公正或者是矫正市场失灵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在中国城市规划90年代经历从计划到市场变化的巨大冲击阶段被引入进来，造成城市规划从“全管”到“不管”的矫枉过正。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城市规划只要管理“底线”——好像城市规划只和生态或者公平有关，与资源配置的效率无关，而恰恰相反，深入到私人和半私人领域，进行结构性统筹和制度修正恰恰是确保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是市场机制发挥正向作用的温床，也是城市规划最核心关键的使命，起码相对于生态保护或者无关目前痛痒的战略资源预留而言。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使在西方——这样一个自由市场的发源地也是被逐步修正甚至抛弃了的。

 

再说后一种，如果说城市规划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的政策。

正如前面所说，首先那是一种价值观的改变而不是方法论的改变，那是政治不是学术，没有切实的意义；其次，这一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从来就是一种政府视角的资源配置手段，既然政府从来就不是公共利益代言人，作为其管制手段之一，城市规划也不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庀古在他所开创的福利经济学领域提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管制是对社会公正和整体福利最优做出的无代价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应，政府是公共利益自然和最中立的代理者。而到60年代这一观点就被科斯、布坎南等人推翻，他们认为政府是有自身利益得失衡量的“经济人”的一种。公共利益理论的前提是错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利益集团均衡为核心的公共选择理论。更何况，什么是公共利益，谁来评判两种完全相反的选择到底谁代表公共利益，这些都悬而未决；事实上可能也不可以解决。这一想法事实上仍旧把城市规划置于可以决定一切甚至价值判断的“上帝”位置上，和计划经济时代对政府的理解和职能的界定并无本质不同。

 

而在这背后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城市规划领域的治学态度。我们在对基础理论的扎实学习和探索性使用方面所作的努力还太少太不够。跨越学科界限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就是应用学科的命运——所有应用学科都必然是交叉领域的。短则三五年，长则八九年，没有海量的苦读、各家之言的对比和多次失败的尝试，是无法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和可以推而广之的方法。而我们出言太轻易，没有经历过那个否定自己、改造自己和超越自己的痛苦斗争过程，我们凭什么出言？！

从战略规划到今天将近十年，我们有了一批具备经济产业领域跨学科基础的规划师，我们才能完成规划方法论上一点小小的进步。而起码还需要十年，有一批具备制度研究和政府研究基础的人出现才能实现又一个跨越。可是要知道，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成熟度不可同日而语，它在经济学内部甚至还是非常新兴的；如果说面对产业经济学我们要考虑主要是应用，而对制度经济学，我们可以要同步面对协助性理论完善和创造性应用两项工作。

 

关于城市规划，起码有以下两点问题需要考虑：

（1）关于预测的基本定性

到底哪些是可预测的，哪些是不可预测，不可预测当然不是不预测，因为没有完全不可预测的东西，确切地说，应该说是事物有很多方面属性，我们也许不能看到全貌但可以窥其一斑，我们也许不能了解规模属性但是可以了解结构属性等等。

（2）关于监管的基本定性

到底哪些是必须刚性管理的，哪些可以弹性管理的，哪些可以不管。不管和弹性管理也可以细分，管哪方面的属性，用什么手段管，直观、协商决策还是监督实施？

我们因疏忽而导致危机的发生，但谁能避免呢，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既然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事情，就必然是可以克服和可以走出去的。冷静，纠错，改正，这是唯一的自救方法。正确地认识自己，摆脱所有情绪的桎梏。

首先，我不能放弃，放弃这件事情就是放弃我自己。

其次，现在去搭建资源平台比解决技术问题更重要。

我不得不承认，做京津冀的全过程对我来说如此痛苦，甚至是一个毁灭性的过程，只要我稍不留神。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一场滑铁卢。

一件事情艰难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对信心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样怀疑过自己，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疑这个行业的意义。一个没有人关注的规划，没有评论者也没有参与者；除你以外，外面是一片死寂，好像这只是一个人的游戏。是什么让我还不肯放弃，一遍一遍警醒自己要耐得住寂寞，敦促自己坚持下去已经成为每天最重要的功课。

认识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会助我走到巅峰，也许也会把我推下悬崖。有什么比不再有信念更加可怕。而眼见着正是那信念在一天天被熄灭，让我变成一个没有毅力的人，一个几欲逃遁的人，一个懦弱胆怯的人，一个让自己鄙视让自己无法正视的人。摧枯拉朽的绝望感从脚底生起蔓延到喉咙，让我无法呼吸；我知道只要再涨高一尺，再一尺就足以吞噬一切。

除了坚持，还有什么可做。我不想向它投降，我不想被它耻笑你终于放下你的骄傲。逃跑吧，你最终选择了和所有人一样。如果今天这样选择，我知道以后每一次都会这样选择，它不正是这样把孩童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扼杀、满山都是他们的尸骨，它不正是这样让他们说“现在我终于承认...”，而我不原意承认。

 

真正的光明并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勇者也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要战胜内在的敌人；你不必担心堕落沉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和更新。

                                                          ——傅雷

在我短短的不到30年的生活中，见到很多的人。他们给予过我无数的帮助，但也给我带来无数的伤害。我在他们中间，既温暖又孤独；他们给我面包和鲜花，也给我唾弃和石头；他们是我快乐的所在，也是我悲伤的根源。在漫漫一生的黑夜中，看到他们在路边点燃那些欢声笑语的篝火，我既满怀渴望又充满恐惧。我可以停下来驻足其间，享受爱和微笑；而总有什么让我再次独自上路，任暗夜和寒冷啃咬自己的心。我们的一生都在这矛盾中挣扎，我们是群居的动物；而我们又不得不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从独特的“我”中感知自己的存在。我深知自己对他们的爱，却又不得不以反人类的面目出现。

直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神奇的东西。我为他们而活，我的生命因他们而璀璨，也因他们而凋零。

做京津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事权的界定是一个萦绕始终的问题。可以说京津冀折射了中国千年皇权统治下农业社会发展的模式，纯粹西方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并不能够被完全运用进来。今天看了一本书的引言，有一种共鸣感，摘录如下：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政府力的转移，在政府力主宰一切的几千年里，中国始终不曾突破农业文明的硬壳。权贵经济制度的非经济性垄断，使中华民族陷入可怕的帝国循环周期律。因政府力专权而积贫积弱，又因饱受仅略而必须借助政府强力而和平崛起。这是中国150年近现代史无法回避的特殊发展逻辑和无奈的两难选择。

整整一年多没有写日志了，也不拍照片。不知道当初是什么让我停止，但今天重新读那些琐琐碎碎的小情感，仍然真切如初。

所以仍旧想着重新拾起来写吧。这一年并非平淡无奇，我的变化好大，慢慢来说吧。也许在这牢笼般的生活中，日志真的是一个可爱的窗口。

第二天，我们来到亚历山大。

来之前，我对这个城市的向往远远胜过对于开罗。因为我知道在最繁荣的时期，它曾是世界知识诞生、交融和传播的圣地。这认识来自

《卡尔萨根的宇宙》。

 

“这座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创建并由他从前的一个侍卫建成的。亚历山大鼓励重视外来文化，提倡虚心求知。他尊重其他国家崇拜的神。他搜集异国的生物。为了把他的城市建成世界贸易、文化和知识的中心，他不惜工本。这座城市因为有以下这些名胜而光彩夺目：30米宽的林荫大道，优雅的建筑和雕像，亚历山大陵，还有那座大灯塔——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然而，亚历山人最大的奇迹是它的图书馆及其附属的博物馆(实际上是—个纪念9位文艺女神的公共场所)。在这个传奇般的图书馆里，至今残存最多的是图书馆附属建筑“塞里皮恩”里的那个一度被人遗忘的阴湿的地下室。它的唯一残物可能就是几个腐朽的书架，但是，这个地方曾经是我们这个行星上最伟大城市的智囊和荣誉，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所。该图书馆里的学者对整个宇宙进行了研究。“宇宙”(cosmo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 “天地万物，井然有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混沌”(chaos)的反义词。它暗示了天地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表明了人类对错综微妙的宇宙机制的敬畏。这是一个学者云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研究物理学、文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哲学、数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科学和学识发展了，天才在那里茁壮成长。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我们人类最先系统而认真地搜集世界知识的地方。

除了埃拉托斯尼之外，还有天文学家希帕恰斯，他绘制了星座图并估算了恒星的亮度；欧几里得，他以卓越的才能将几何学进行系统的分类，并对正在费力地解一道数学难题的国王说：“通往几何学的道路中可没有为皇家铺设的康庄大道”；色雷斯的狄俄尼斯，他给词类作了定义，他对语言学的贡献，就象欧几里得对几何学的贡献一样；赫罗菲勒斯，生理学家，他确证智力活动的中心是在脑部而不是在心脏；亚历山大的赫伦，齿轮火车和蒸汽机的发明者，《自动装置》——第一本论述机器人的专著——的作者；佩尔加的阿波洛尼厄斯，数学家，他论证了圆锥曲线的各种形式（原注：之所以称为圆锥曲线是因为它们是以不同的角度从圆锥体上切割而成的，18个世纪这后，阿波洛尼厄斯论圆锥曲线的著作终于被约翰尼斯·开普勒首次用来理解行星的运动）——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曲线是行星、望星和恒星的运行轨迹；阿基米德，列昂那多·达·芬奇之前最伟大的力学天才；还有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他编著了我们今天称为假科学的星占学；他的地心说统治了1500年。这个事实说明智慧并不能保证不犯大错误。在那些伟大的男子之外，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海帕希尔，她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这所图书馆最后一个名人，她的殉难与该馆建成七个世纪后的毁灭有密切关系。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那些统治埃及的希腊国王们很重视学问，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始终扶植科研工作，并在图书馆里为时代的精萃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该馆有10个研究大楼——分别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许多喷泉和柱廊，几个植物园，一个动物园，几个解剖室，一个天文台，还有一个大餐厅，闲暇的时候，人们在厅里讨论问题。

这个图书馆的心脏是它的藏书。图书管理员到处搜罗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文字，他们派人到国外尽可能买进图书资料。停泊在亚历山大的商船受到警察的搜查——搜查的目标不是走私货，而是图书。他们借来古书卷，誊抄之后再还给主人。虽然该馆的精确藏书数难以估计，但是收藏50万卷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全部都是纸莎草纸的手抄本。这些书都到哪里去了呢？创造这些书卷的古典文明崩溃了，连图书馆也被蓄意摧毁了。只有一小部分作品幸存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些可怜的零零星星的碎片。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残片是多么令人心焦啊！例如，我们知道这个图书馆的书架上有一本萨摩斯天文学家阿里斯塔恰斯的著作，他论证说地球是行星之一，也是绕太阳运转的，他还论证说恒星离我们极为遥远。这些结论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却等到将近2000年后才重新发现这些真理。我们对阿里斯塔恰斯这本著作损失的认识要提高10万倍，才能理解古典文明的伟大成就及其毁灭的悲剧性。

我们今天的科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古代科学，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试想一想，多少历史上的谜只要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张借书证就可以得到解答。我们知道有一套三卷的世界史现在丢失了，作者是一个名叫彼罗萨斯的巴比伦祭司。该书第一卷论述从“创世”到“大洪水”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是43.2万年，也就是说比《旧约全书》的年代纪还要长100倍。我很想知道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亚历山大城曾是世界的出版中心。当然，那时还没有印刷术，书籍十分昂贵，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手抄的。该馆的藏书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抄本。而且在那里还发明了严格的藏书编目技术。流传下来的旧约圣经大部来自该馆翻译的希腊语译本。历代托勒密王不惜耗费巨资去收集各种希腊书，以及来自非洲、波斯、印度、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各地的著作。托勒密三世尤俄吉提对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位作家的伟大悲剧作品，无论是原稿还是正式版本，他都想从雅典人手中借去。而对雅典人来说，这些作品则是他们的文化珍品，就象英国人对待莎士比亚的手稿和最早的版本那样。他们不愿与其有须臾分离。只是在托勒密王保证归还并付了巨额押金后，他们才同意出借。但托勒密王在把剧本弄到手后，把它们看得比金银还珍贵。他情愿失去作抵押的巨款，也不愿意归还这些剧本，而将其珍藏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中。恼怒的雅典人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托勒密惭愧地还回的抄本，世上还很少有这样的国家如此热烈地猎求知识。

托勒密王朝并不仅仅满足于收集已成文字的知识。国王们还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以求获取新的知识。这种政策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埃拉托色尼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体积，并绘之戊图。他认为，从西班牙出发一直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喜帕恰斯则预言，行星出现和形成后，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地运动，最终消亡。正是他首次对星体的位置和大小进行分类，以便检测它们的变化。欧几里得编纂的几何教程，人们使用了23个世纪。正是这部著作，引起了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科学的浓厚兴趣。盖仑撰写的临床治疗和解剖学的著作，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在医学上占统治地位。亚历山大城的希罗甚至曾做过蒸汽机的实验。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在托勒密时代还产生了许多其他著名的人物。

亚历山大城曾经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一座城市。各国人士都云集那里，或者移居该城，或者前往经商，或者前往学习。在亚历山大港每天都挤满了商人、学者和旅游者。古希腊人、古埃及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希伯来人、波斯人、努比亚人、绯尼基人、意大利人、高卢人和伊伯利亚人，都聚集到这座大城市来交换货物，交换思想。也许正是在这里，“世界性”（原注：“世界性”一词是戴奥真尼斯（Diogenes）创造的， 他是一个唯理论哲学家、柏拉图主义批评家）一词才真正表明了它的含义，即地球上的居民不单单只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大家都来做宇宙的公民……。

显然，现代世界正是从这里萌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些种子不能生根、枝繁叶茂呢？又是什么使西方世界在黑暗中沉睡了1000多年呢？在亚历山大城已经开创的事业为什么要等到哥伦布、哥白尼及其同代人才重新做起呢？对此，我不能简单地回答。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或学者对他们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作出严肃的挑战。他们只对星体的永恒性提出怀疑，但不去探究奴隶制是否合理。而且，一般说来，科学和知识只掌握在少数有特权的人手中。城里的广大居民对于图书馆内的重大发现几乎一无所知。此外，对于这些发现也没有人去进行解释和宣传普及，对居民们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在机械和蒸汽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也主要用于改善武器装，怂恿迷信，以及取悦国王。科学家们从未认识到机械在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方面的潜在作用（原注：阿基米德是一个例外。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设计的水轮机从那时起一直在埃及被用于灌溉耕地。但是甚至他本人都认为，设计这种机械大大有损于科学的尊严）。此外，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成就几乎没有得到直接的实际应用，而科学也从来没有汲取广大群众的丰富想象力。对于社会的停滞不前、人们的悲观厌世情绪和对神秘主义的可怜崇拜，都无人关心，以致很久以后暴徒烧毁这座著名的图书馆时，完没有人挺身而出加以阻止。

在这座国书馆工作的最后一位科学家叫希帕蒂亚(Hypatia)。她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新柏拉图哲学学派的领袖。她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超群的成就。她于公元 370 年出生于亚历山大城。在那个时代，妇女没有任何自由，只被当作玩偶。但希帕蒂亚是个例外。她不自觉地冲破了一直由男子独霸的科学领地。希帕蒂亚还是一位绝世美人，许多男人追求过她，但都遭到拒绝。在希帕蒂亚时期，亚历山大城已由古罗马帝国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城死气沉沉，奴隶制逐渐销蚀了古文明的活力。日益增长的基督教教会在努力巩固其势力，竭力想根除异教的文化和影响。在这强大的社会势力的进攻中，希帕蒂亚首当其冲。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尔，因为她与罗马执政官过从甚密，以及她是知识和科学的象征而藐视她，——早期的教会曾把科学知识视为异教。面对个人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希帕蒂亚继续从事教学和发表文章，直至公元 415 年，在她去工作的途中，终于遭到了西利尔手下的宗教暴徒的残害。他们把她拖下马车，扒光她的衣服，用鲍鱼壳刮下她的皮肉。她的遗体被焚烧，她的著作被销毁，地的名字被人遗忘了。西利尔也就成了大圣人。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是一部惨痛的回忆史。在希帕蒂亚死后不久，它的最后遗迹也被摧毁了。整个文明就好象经历了一次自我惩罚的脑外科手术，对文明的记忆、发现、思想和激情的绝大部分都无可绝回地灭绝了。这种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知道被毁的著作的引人入胜的标题，而大部分著作我们既无从了解标题，也无法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确实知道，图书馆珍藏的123部索福克勒斯剧本中幸存者只有 7 部，《俄狄浦斯王》是其中之一。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剧本的命运也大间小异。打个比方，这种浩劫就好象莎士比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只有《科里奥拉努斯》和《冬天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他还写过其它一些剧本。这些剧本现在虽然见不到了，但显然当年曾风行一时，其中有《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尤利乌斯·凯撒》、《李尔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座著名图书馆中所有有关物理学方面的著作无一幸存。在当今的亚历山大城，很少有人对亚历山大图书馆，或者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古埃及伟大的文明有兴趣，而对它们有详细了解的人就更少了。它们已被更新的事件，被其他文化的强制所取代。全世界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以致我们与过去只有极微弱的联系。但是，在离塞拉皮厄姆遗迹仅仅一掷之遥的地方，就有一些东西能使我们追忆起许多灿烂的古代文明：古埃及法老时期的狮身人面象；古罗马戴克里先皇帝的追随者为他竖大的巨大石柱，因为他没有使亚历山大的居民全部饿死；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寺院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高楼大厦、汽车、电车、城市贫民窟以及微波中继塔。很显然，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建筑在四万代祖先努力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没有留下姓名，并已被遗忘。我们会不时发现一些重要的古代文明，例如古埃伯拉文化，它的兴盛时期距今只有几千年，但我们对它却一无所勿。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是多么无知啊！古代的碑铭、文献、书籍把人类的历史串接在一起，使我们尚能领略古代兄弟姐妹的音容笑貌。当我们从中发现他们与我们那么相似时，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旧址附近，至今还有一尊无头的狮身人面像，那是在亚历山大皇帝之前1000年的第十八代法老霍伦赫布时期雕塑的。而在离狮身像不太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现代的微波中继塔。这二者把人类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狮身人面像到中继塔不过是宇宙时的片刻——宇宙大爆炸后大约 150 亿年中的一瞬。过去的一切都几乎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宇宙演化的一切迹象比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珍藏的文化资料毁坏得更加彻底。尽管如此，凭着勇敢和智慧，人类还是找到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所走过的逶迤历程的一些蛛丝蚂迹。

第一组照片：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博物馆，是我们到埃及的第一站。

我不知道照片是不是传达了我当时的感受。金字塔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它坐落在荒芜人烟的沙漠中，结果它就位于开罗老城区内部；或者说，那不叫开罗，而叫吉萨，类似于上海和南汇，北京和顺义。城市近在咫尺，我能在金字塔上看到远远的天际线，也能在城市的街道上看看金字塔；我想表达那种奇特的关系。金字塔和城市，金字塔和人，因为那才是真正生动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

 

第二组照片：名叫开罗的城市。

我对开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这是一个充满了废墟的城市，弥漫着平民气息。到处都是灿烂的笑脸，“太阳之城”，奔放炽热的国度。英俊的年轻人，热情、能歌善舞，漆黑的眼睛温存而深情；相见第一面就会说，你真美，我能得到你的一个吻么。这里有世界上最具有经商传统的民族，阿拉伯人；他们谙熟女人的心理，有最殷勤的态度，言语和动作自如迷人，就像他们的香料，有种摄人心魄的神奇魔力。满街是吹着口哨的孩子和垃圾，混乱却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我爱开罗有甚于爱欧洲那些干净美丽的城市，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性亲近这样的地方而不是天堂。

离开开罗的时候，我望着窗外泪流满面。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来，但我知道这个城市已经种植在我的生命里；也许它对于我是另一个生命历程的起点，它让我一生中第一次爱上那些非本民族的人，甚至愿意为他们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