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方出国一个月，五年来头一次享受“若无闲事挂心头”好时节。我不由掰起手指头合计，怎么样做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正事”。

回顾，大概是今年国家的大主题，甲子轮回、史籍群涌。我这个概不问政事、不读史书的人也不由被卷入在这潮流中。而我锁定的是这几段：

1. 春秋战国：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时代，如何消亡？和欧洲如此相似的一种开端，为何没有走向最终相似的文化和政体？

2. 16世纪明末：资本主义在西方刚刚萌芽，国力鼎盛、文化繁荣的中国没能走上同样的进化之路？

3. 清末民初：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横切，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轮现代化企图，如何评价？

 

 

《建国大业》和《勇者无敌》之后，我便开始关注这段国共两党犬牙交错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的描述中，我发现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无一例外的“成王败寇”，将研究锁定于解析国民党若干重大决策失误和其败亡之间的关系；而我常常疑惑的是，以蒋介石之智慧看不清中国的局面么，何以没有选择更加明智的道路，一定要逆势而为？是不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有些无法突破的“选择边界”？蒋的主动选择空间到底有多大？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想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执政党所面对的内外事务，其复杂性和全面性要远远盛于一个在野党。而在野党的矛盾是集中的，强大的外部压力也使其更容易形成内部统一，悲剧感往往和正义和“奋不顾身”一起出现。蒋介石所处的环境内忧外患：国民基础是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却又恰恰处于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的两段战争史之间，这两次战争动荡之间留给他喘息、安稳搞经济的时间不过6年，而在这6年中蒋所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到了抗战打响之前已经初见成效。

书中有一段话，这位学者在研究国民党文献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不知道这样一个历经中国最动荡的二十年的执政者，曾经经历怎样的巨大压力、矛盾和艰难选择。

 

和重庆有几分相似。抗日战争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失败，对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区位的剧烈变化。1938年，广州和武汉相机沦陷，而恰巧缅甸公路通车，使云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通向外界的唯一门户。两条全天候的航线把云南和四川连结起来，昆明成为战时与重庆可比肩的全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是美国空军飞跃“驼峰”喜马拉雅后的落脚之处。我们今年在昆明住的青年旅社就是因此而得名“驼峰”。

跟进的则是文化经济的繁荣。六万逃难者涌入昆明，大多是高层名流。全国三所高校，北大、清华、南开在此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一夜之间成为大学星罗棋布的全国文化中心。同时，国防工业大批投资，仅1939年8月一个月，就有49家企业从华东迁入云南。

引申的问题：中国城市发展经历过几轮全国性的资源再分配，这几轮分配中叠加和迁移的轨迹是怎样的，对今天的城市格局有何影响？